纵横天下的鲜卑慕容竟被灭族，这才是“童话王子”的真实结局
转眼已经到次年正月初一，晋军在营中举行盛大的新春活动。如果不是因为围城，南燕君臣本来也应该在皇宫大殿太极殿中举行朝会——广固城虽小，但慕容氏也模仿魏晋洛阳城，将他们的皇宫建的有模有样，什么太极殿、东阳殿、延贤堂、显安宫、长乐宫以及行庙、官署、圆丘、灵台一应俱全。但是很不幸，现在兵凶战危的，南燕君臣必须坚守城头，所以不敢懈怠，就连新年朝会也得在城楼上举行。南燕国主慕容超感觉他的大燕国在短期内也用不上这么多战马了，所以还是杀了一批老弱战马给将士们过年，并给所有文武官员都官升一级，然后让太乐队奏响了欢快的新年乐曲，为南燕国祈福。然而官员们却全都面无喜色，他们想起去年新年朝会，慕容超为了重建太乐队而发动了掳掠晋人的战争，如今太乐队是建起来了，但大燕朝却要完蛋了，这，恐怕将是大家最后一个新年朝会了！
展开剩余97%朝会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后，慕容超与他的宠妃魏夫人乘辇登上城楼最高处，然后攀扶着城墙往下看，但见阴云低垂，细雪飞扬，城下残尸遍地，远处一眼望不到边的晋军营地中却满是锣鼓喧天，旁边还摆满了即将竣工的众多大型攻城设备，二人心知欢爱的时间已然不多，不由执手相对而泣。许多年后，这一幕鲜卑版的“霸王别姬”被民间艺人编成了一首“鼓角横吹曲”（注1），四处传唱：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份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歌谣中“枉杀墙外汉”，指的晋军攻克广固外城时，慕容超只敢退守内城而不敢相救，导致手下很多将士被枉杀。“烧香作佛会”则是因为南燕慕容氏笃信佛教（注2），守城艰难时烧香求佛也很自然。而慕容氏国号大燕，想要化作燕子飞出墙外也是一种相当浪漫的悲凉。总之这首乐府辞的水准还是很高的，也许，创作了这首动人歌谣的艺人就在慕容超新创建的太乐队之中，她在江淮的春色之中被鲜卑人掳掠到了肃杀的广固，见证了慕容超这位二十六岁帅气胡酋的悲凉爱情，所以带着几分嘲笑又几分惋叹的口吻创作了这首歌谣（注3），作为这段传奇旅程的纪念。
而另外一边在欢庆的晋营之中，刘裕眼中也有一抹愁色未为人知。原来，就在几天前，沈林子偷偷给他报告了一个令人忧虑的消息：盘踞广州的卢循天师道势力，乘晋军主力北上广固，正密谋趁虚杀入建康。他们借鉴了刘裕京口起兵的成功经验，做准备工作时隐秘性很好，等到快起事时，又偷偷派人联络晋廷与刘裕身边可以争取的天师道信徒，想到时候来个内外开花，一举成事。刚好沈林子五兄弟以及吴兴沈氏很多宗族子弟都是天师道信徒，卢循就派人悄悄联络了沈林子和另一名宗人沈叔长。沈林子闻讯，急忙密报刘裕，而沈叔长却一点动静没有，还一次次劝说沈林子跟卢循一起干。看来，刘裕要加紧时间赶紧拿下广固了，再拖下去就怕万一刘毅、何无忌挡不住卢循就遭了。而且沈叔长素来骁勇果锐，若他带着子弟突然搞事情就糟糕了，就算被迅速平定，但后方有险的事情传出去，这对晋军的士气也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毕竟大家的妻子家眷还都在后方。另外如果广固城中得知此事，燕人又会继续坚守不肯投降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裕只得发挥定力，暂且隐下此事，并让沈林子对沈叔长虚与委蛇、拖延其谋，等他拿下了广固再来处理此事。
过完新年之后，慕容超稍微安定了一些情绪，决定作最后一搏。二月初一，慕容超命令贺赖卢和公孙五楼二将挖掘地道，趁着夜色出城偷袭晋军檀韶防区，并四处纵火。檀韶一时松懈，竟被其打破了一段围墙，还烧毁了一些攻城的楼车，好在晋军大部队及时赶到杀退了燕军。檀韶也因此过由四品骁骑将军而又被降为五品横野将军。看到燕军还这么顽强，刘裕更为心烦，这时有一个术士向刘裕献策，说当年后赵、前燕围攻广固时，都曾堵塞渑水上游的五龙口，可破坏广固城的气势。刘裕依从此计，从而断了广固城的渑水水源，城内军民只能喝含有很多有害杂物的井水，结果大半都患上了软脚病（又称脚气病，廖育群、李浩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物质中毒导致的多发性神经炎），其症状是肌力下降、软弱疲劳、心悸气急，总之都成了病秧子，刀枪都拿不起，更别说战斗了。
二月初五，张纲设计的各种攻城器械都已竣工，刘裕迫不及待地广固城发动了全面总攻。有将领提出不妥：“今日往亡，不利行师。”原来，历书二月以惊蛰后十四日为“往亡日”，这一天诸事不宜，特别不宜出门远行，否则就会暴死途中。晋军要行师，恐怕也不吉利。然而刘裕不以为意：“往亡往亡，我往彼亡，何为不利！”不管了刘裕等不起了，现在就要灭掉南燕，赶紧回江南去搞死卢循才行啊！
于是，晋军在壕沟上搭上厚厚的木板，然后推着各式攻城器械，潮水般涌向广固城。张纲所造器械果然奇巧，所有冲车顶部都覆盖着坚固的板材，上面再蒙着牛皮，根本不惧从广固城上射下的弓矢、投下的大石，甚至浇下的火油、投下的火把都难以对其造成伤害。晋军士兵们就躲在板屋之下，推动巨木制成的撞槌，狠狠撞击城墙，发出一声声地动山摇的巨响，但见土石崩落，城墙颤颤巍巍，如同暴风雨夜里枯木上的寒蝉在战栗。还有欲与城墙比高低的飞楼、悬梯、木幔，也从四面八方大量逼近城墙。木幔，顾名思义，即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制作的遮蔽物。通过四轮车辆搭载木幔，使其能够迅速接近城墙，为攻城士兵提供遮蔽。等到木幔成功接近城墙时，士兵们可以迅速从木幔后面冲出，利用木幔作为支撑点，采用“蚁附而上”的战术，迅速攀上城墙，展开激烈的城头白刃战。
慕容超这种恐怖的情景，心中又恐惧又愤怒，他下令将设计这些攻城器械的叛臣张纲的老母亲抓来，悬挂在城墙上，将这位可怜的老妇人一刀一刀活活肢解。但他这种无望的报复一点意义都没有，不断有燕军将士丢下武器跪地投降，根本无法禁止。尚书悦寿看到大势已去，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劝慕容超不如衔璧投降，否则城中的生灵与宗庙恐怕都要玉石俱焚了。
当年慕容超初到南燕，第一个负责接待他向他效忠的大臣就是悦寿，所以慕容超没有对这位心腹大发雷霆，只是一声长叹：“废兴，命也。吾宁奋剑决死，不能衔璧求生。”
而就在这时，晋军檀韶部已经率先登上了城墙，并不断向两侧推进，前几天被燕军偷袭的耻辱让檀韶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如今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他越战越勇，杀伤甚众。其他城段的晋军见状，也争先恐后，纷纷登上城墙展开厮杀。悦寿打开城门投降，晋军涌入广固城中。
慕容超则趁乱带着数十骑从另一个城门冲了出去，却很快被征虏将军刘道怜所部骑兵（征虏贼曹乔胥）俘获。六年前刘敬宣逃亡南燕，慕容超也刚从后秦回来，两人算是旧相识，刘敬宣过来一看，确认是慕容超无疑。刘裕宣布慕容超诸多罪状，并责问他为何拒不投降，慕容超却神色自若，一句都不理刘裕，甚至转过头，自顾自拜托刘敬宣帮自己照顾一下年迈的老母。想当年他全家死绝，是母亲带着他流浪江湖，最后才找到了当上皇帝的叔叔慕容德，让自己从乞丐坐上皇帝。现如今自己虽然丢掉的叔叔的江山，但母亲之恩难忘。
刘裕冷笑：你在城楼上凶残肢解张纲老母时，可有想过自己老母的命运？算了吧，你们这些鲜卑贼子，一个也别想活！
更何况，此次北伐，晋军从出发到攻克南燕全境也只不过花了两个月，可单单攻陷广固就花了八个月，结果拖到卢循闹出大事来，刘裕心里早就压着火呢，所以，干脆，把全城男子尽数坑杀得了。韩范劝他：“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坑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从困苦中获得更生恢复的希望）。”
刘裕听罢，立刻认真的向韩范道歉，但只是缩小了屠杀范围，仍将慕容宗室王公以下三千贵族杀死，以免自己回建康后广固城中这些南燕死忠份子死灰复燃又搞什么复国。另外，这些鲜卑贵族的妻小一万多人，也被没为官奴婢，给留守晋军洒扫缝补做饭或满足其他生活需求，慕容超的宠姬魏夫人估计就在其中。
其实，如果不是此时卢循的消息让刘裕心烦气躁，刘裕也许会再缩小一点屠杀范围。可如今，刘裕大军亟需迅速赶回京口，要将这三千鲜卑贵族严加看管并带回建康有点太浪费时间、浪费人力了（注4），这些麻烦人物，还是杀了省事。
其实刘裕这个人，是有点让人喜欢不太起来的。他跟曹操一样杀人如麻，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毫不留情；但他不像曹操有时会心软、有时会有点理想浪漫主义；他也从来没有曹操那种举屠刀作笔、泼鲜血为墨、杀完人后继续悲天悯人大呼“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本事。他是一位无敌的战神，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来都是斩草除根，不留一点后患，所以他必然成功，也必然不会像曹操那样拥有很多粉丝（注5）。
至于慕容超，则被加急送往建康市集斩首。这位“身长八尺（合今1.96米），腰带九围，精彩秀发，容止可观”的美貌青年，从乞丐到太子，从皇帝到死囚，从张掖到后凉，从长安到广固，再从广固到建康，再到建康城头悬挂的人头，作为曾纵横天下的鲜卑慕容政权的最后传人，他的一生是如此的传奇，又是如此的无常，怎能不让读史者惋叹不已？
我相信，金庸先生应该就有感于慕容超戏剧性的命运，从而创造了慕容复这个悲剧人物。慕容超与慕容复都一样，血统高贵，英俊多才，机关算尽，但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可见，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
与慕容超一同在建康闹市被斩首，应该还有他的母亲段太后、妻子呼延皇后。慕容超最后挂念的段太后固然可怜，但我认为呼延皇后更可怜，她曾与慕容超一起度过了患难岁月，并得到回报成为皇后。虽然此后，她似乎像空气一样消失在慕容超的生活里。但当慕容超犯下无法挽回错误的时候，呼延夫人却要和他一起被拉到建康闹市，在人群的围观中身首异处。多年的动荡流离，短暂的寂寞荣华，然后就在青春焕发之际惨死异乡。迎接呼延夫人的就是这样的惨剧。她如灰姑娘一般嫁给了王子，但谁知命运竟比灰姑娘悲惨万倍。
注1：所谓“横吹曲”，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大部分是这种军乐的歌词。这些民歌陆续传到南方，并由南朝掌管卤簿、军乐的音乐机构“鼓吹署”保存下来。北宋文学家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就专有“梁鼓角横吹曲”这一类目。《梁鼓角横吹曲》中又有《木兰辞》一篇，是北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关于北朝乐府民歌的介绍，可参阅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魏晋南北朝五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9页—52页。
注2：慕容德曾任张掖太守，慕容超亦曾长期居于河西，他们应很早就解除了西域佛教。事实上，慕容德建国时就在广固城营建了两处皇家国寺，一处称“广固南寺”，因寺中建有七级佛塔，魏收在《魏书》中称“七级寺”。一座名曰“皇化寺”，是皇帝教化子民的国寺。以皇帝命名教化其子民的寺院，在中国唯此一处。
注3：《乐府诗集》载此诗为梁鼓角横吹曲《慕容垂歌辞》。但北宋学者郭茂倩收编此乐集时距离十六国时期已数百年，标题或是后人误传。慕容垂天下名将，从未有被南方军队围困于某城之事。事实上，整个十六国时期，慕容氏被晋军围城的，只有广固这一次。关于该歌辞的详细辨析，可参阅魏斌：《“慕容”的歌谣》，收于《读书》，月刊2023年3期。
注4：后来刘裕灭后秦，因回程时无后顾之忧，所以只杀了一百多核心皇室，其他旁系后秦宗室都被带回迁徙到了建康。见《晋书·载记第十九·姚泓》：“（姚）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往江南。”
注5：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至此，亦严厉批评刘裕道：“（刘裕）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前秦苻坚、后秦姚襄）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七》晋安帝义熙六年“臣光曰”）
《春秋大变局》节选（20）主笔：朱晖（闲乐生）我们前面说了，殷人流行虐杀活人祭神，而周人的宗教则全然不同。周人的祭祀，并不是要向“天”表示忠心（注1），而更多是展示一种伦理，是对民众的一种安抚与宣传，同时也是他们展示宗法地位、沟通宗族关系、加强政治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注2）。
所以周人与殷人不同，他们一般都不用活人献祭的，甚至连用牲也少得可怜（注3）；很可能，周公旦在东征之后对殷商遗民进行了思想教育，甚至取缔了商人大规模人祭的习俗，并消除了关于它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所以我们在史书中，从未看到过商人这些杀祭的残忍行径，看来，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但问题是，殷人积习已久，让他们完全放弃这种风俗是不可能的。据考古发现，在殷人集中居住的成周，曾发现一个带有很多人祭坑的殷人铸铜作坊遗址，总共发现了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人骨，还有一些完整的马、羊、狗骨架，以及占卜用过得甲骨。发掘报告推测，“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注4）。这座铸铜作坊从西周初年开始生产，持续存在半个多世纪，直到大约周穆王时期才被废弃。好在这之后，中原这种人祭现象就几乎绝迹了。
与人祭相比，殷人的人殉风习更加顽固。比如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房山）的西周早期墓葬分为殷人与周人两个区，东面周人墓葬没有殉人，西面殷商遗民的墓葬却几乎每座墓都有一两个殉人。另外，在宋国、晋国，乃至周原附近的“弓鱼”国，都曾发现过殷商遗民的人殉墓葬。但总体特征还是在减少，到西周中后期已几乎全部消失。
这说明，以周公为首的周朝统治者，一直在致力于移风易俗，打击殷人的人祭恶习。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不复存在，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那些恐怖宗教的暗黑记忆遂又开始浮出水面，特别是那些与殷商颇有渊源的东夷古族与秦楚等国，似乎又部分恢复了杀死贵族作为人牲或人殉的遗俗（注5）。宋国虽然早就被周公严厉取缔了人祭与人殉的制度，但身为正宗的殷商遗民，他们内心对此一直蠢蠢欲动（注6）；所以春秋霸主宋襄公为了感召同为殷人后裔的东夷，居然杀了鄫国国君祭神！
由此可见，宋襄公与齐桓公的称霸理念是有着巨大区别的。齐桓公的称霸策略，是“尊王攘夷”，宋襄公的称霸策略，却是“联夷复商”。宋襄公改变策略，一是前述的地缘与国力的原因，二是殷商遗民的复古情怀与民族优越感作祟，第三则是因为齐桓公去世后齐国霸业轰然倒塌，让宋襄公认为天命既不在周亦不在齐，而恐怕要回到我子姓大商族的手中来。
当然，宋襄公的天命观念与称霸策略，并非所有宋人都认同的，甚至在宋国统治集团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子目夷。目夷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目夷认为，首先，刑拘诸侯，这是周天子才有的权力，宋襄公爵位再高，也不能僭越；而且，祭祀是给人祈福的，民众才是鬼神的主宰，鬼神又怎么能接受活人的献祭呢，更何况是一国之君？齐桓公那么伟大，各位键盘（竹简）侠还说他德行不够；你宋公想要以此种行为去求取霸业，岂不是太难了吗？这样胡搞，得以善终就算万幸了。
看来宋襄公的复辟市场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就连他弟弟公子目夷都不认为殷商的辉煌还会重现，在目夷看来，周人的思想与制度都很好，如今没有复古的必要，大家还是向前看吧！
然而很可惜，执拗的宋襄公对于这些声音根本听不进去，他称霸的雄心与幻想的仁义已熊熊燃烧，无法浇熄，他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不管不顾的继续仁义下去，殊不知他的所谓仁义，不仅已被后人解读成伪善，甚至已被斥责成残暴了。中国历史上残暴的人很多，但像宋襄公这样残暴却自称仁义的人却很少见，于是千年骂言，缕缕不绝，大体认为宋襄公为王莽、岳不群之流，外仁内狠的伪君子尔。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进步和发展，宋襄公的残暴就源自此。所以历史中才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有时明显是错误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却还有人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仁义无比的。
注1：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虢公命太史嚚大肆祭神，太史嚚却表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注2：如《尚书·君奭》载周公曰：“天不可信，我道（治国之道）惟宁王（安王命）德延（延德泽）。”《礼记·祭义》载孔子曰：“（祭祀）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荀子·礼论》则曰：“（祭祀）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贤臣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语·楚语下》载楚国贤臣观射父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论语·八佾》载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注3：如周公营洛邑搞建城典礼，祭天时只杀了两头牛，祭地时只杀了“牛一，羊一，豕一”（《尚书·召诰》）；到年底，周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也只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一头红色的牛（《尚书·洛诰》）；反观殷人，则动辄使用几百乃至上千头牺牲，卜辞中甚至有“册（一种杀祭方式）千牛千人”的记载。周公与成王这么做，也是在给成周的殷人现身说法，血腥的人祭宗教应该终结了！
注4：洛阳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文物》1981年第7期。
注5：如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遭到楚国贤臣申无宇的批评（《左传·昭公十一年》）。秦国则是从公元前678年秦武公死后开始大量用人殉葬的，一开始就用了66人，后面越用越多，越来越嚣张。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在殷墟以北15公里的邺县民间，仍有将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恶俗，好在当时继承周公精神的儒家在魏国朝堂颇为兴盛，邺令西门豹遂果断弄死了这群宗教狂徒，让人祭的恶俗从此在中原彻底绝迹。
注6：继宋襄公行人祭之后，公元前589年，宋襄公的孙子宋文公死后，宋国居然“始用殉”，终于恢复了殷商“用人从葬”的恶俗，从而遭到了当时君子的严厉批评（《左传·成公二年》）。而杀祭鄫子的帮凶、东夷国家邾国在春秋晚期也恢复了人殉制度，如公元前507年邾庄公死后就“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左传·定公三年》）。
《春秋大变局》节选（19）主笔：朱晖（闲乐生）前面我们已经说了，殷人对杀人祭神有着一种变态的狂热。他们重宗神而轻人文，排斥他群，缺少普世价值，加之流行族内通婚，所以文化虽高，但无法凝聚他族。
考古也发现，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很少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特别是到殷商末年，帝乙和帝辛确立了“新派”宗教，即不再祭祀山川河岳等自然神，也不再动不动就占卜祭祀，只按时祭祀历代先王（董作宾《殷历谱》）。结果，殷商的万神殿崩塌了，很多归附的异族首领都被排斥出了殷商统治集团（如召方首领召公奭，苏国国君苏忿生、有莘氏国君兼商朝太史辛甲等），转而与周人结盟。毕竟，原先的自然神可以包含一些非商族起源的神灵为异族参与殷商朝政提供了少许空间。而且祭祀被规范了下来，神职人员就少了很多宗教权力，他们的地位也因此遭到了削弱，因而日益不满。可商纣王（帝辛）还变本加厉，热衷于用殷商贵族来献祭，导致人人自危，甚至有些商朝高层亡命出逃。《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所以即便商纣的武力、智慧乃至魅力都超群（注1），但周人一击，殷王朝立刻众叛亲离，瓦解灭亡。
而这，其实也与二族的宗教观念有关。殷人的“帝”虽然能呼风唤雨，给人间降祸赐福（帝令其雨，帝其降祸），但他们本质是殷人的宗神，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属性，其庇佑殷人，只因为那是他们的后裔，而殷人取得他们欢心的办法只有杀祭献牲，供其歌舞，诚惶诚恐，顶礼膜拜。
究其根源，殷商是东亚上古蛮荒时代唯一的成熟青铜文明与商业民族，他们还有战象和双轮马车，和依旧处于石器时代的落后部族相比，商朝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他们内心充满了民族优越感与不安全感。他们鄙视周边的异族，常常镇压他们，杀祭他们，更加不会信任他们，甚至有时也不信任自己的族人（中商时期商人曾有多次内乱）。所以商人并不认为鬼神会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什么明确的善恶观念。其甲骨文中的“德”字，也只是用来表示得失，引申为无原则的恩惠，并无道德之意。《尚书·盘庚》中虽提到德治与天命观念，但此文恐怕经过周人的篡改（注2）
事实上，德的道德之意，正是周人发明，他们在甲骨文的“德”字下面加了一个“心”（见何尊金文），意思是“心中所得”，即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注3）。
基于此，周人吸收了殷人的上帝宗教并对其进行了改造（注4），并从西戎那里借来了一位新神祇“天”，并逐渐用“天”来代替殷人“上帝”的概念。这位被杂糅而成的新神，是一个有理性、有判断力的普世性神明，而非族群专有的守护者，且较之美食歌舞，它似乎更喜欢下民的优良品德，故只庇佑有德之人与有德之族。换句话说，武王翦商之后，“大邑商”就变成了“天下周”，这专制的上帝也变成了立宪的天神，并超越部族与国家的界限，成为了一个人间道德的守护者与人类行为的裁判者。这是中国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突破，可说是开辟鸿蒙，将史前的文明带入轴心时代（注5），甚至已有了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雏形。
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向来强调统一、融合、平等。而与之相对的某些国族则强调独立、纯正、高贵，讲究自由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而不易接受我们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
总之，周人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虽不如殷人，但在精神文明上非常先进，所谓“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周人采用的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所以殷周之变，可以说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亦由此奠定。
注1：《荀子·非相篇》：“（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注2：比如文中有“殷降大虐”之语，可商人是迁到殷地后才被称为殷的。李济认为其很难视为与盘庚同时代的，屈万里等人也倾向认为此篇的原文写于殷商后期或晚至西周早期。
注3：详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侯外庐《中国社会史论》，李济《安阳》，及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注4：周人本是文化比较弱后的部族，所以不仅宗教，另外也吸收并改造了殷人的青铜技术与文字书写。在殷商晚期周人建国前夕都还没有文字，且尚处石器时代，并无青铜铸造技术（偶有铜器也是质量很差的红铜）；周人最初的宗教可能是巨人神，故古书有姜嫄践巨人足迹而生其祖先后稷的传说。
注5：如两河与古埃及文化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普世道德神，最终只停留在前文明阶段而没能发展出轴心时代的文明。
《春秋大变局》节选（18）主笔：朱晖（闲乐生）在中国历史上，商朝恐怕是最残忍的一个王朝了，首先，他们竟很喜欢将活人虐杀来做祭祀品。
考古发现，早商郑州商城内的骨器作坊中的原料竟大部分都是人骨，大部分被磨制成骨簪、骨簇或骨针；而在其宫殿东侧壕沟内，也发现了类似邯郸涧沟的剥头皮风俗遗迹，这次更夸张，竟发现了近百颗被加工成碗状的人头盖骨，边缘切割平整，打磨光滑。通过医学上和营养、病理学上的检查分析，得知这些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新陈代谢中贫血和摄铁量不足，以及长时间营养不良形成的牙釉质发育不全，反映了“在其一生时间中的沉重负担”。至于为何要加工成碗状，郝本性认为它们应是一种“饮器”，有原始宗教用途，可能是充当某种巫术法器（注1）。
事实上，在那蒙昧蛮荒的时代，胜利者最爱珍藏敌人的头颅酒杯，以展示自己的勇武与战功。称雄于公元前6~4世纪中亚和南俄草原的游牧斯基泰人（塞种人），就是最著名的剥敌人头皮制作头盖杯的民族。在近年的电影《封神》中，殷王帝乙便将叛臣苏护的头颅制成了酒杯喝酒庆功，可以说是相当细节控了。
考古人员在商代中晚期的河北台西遗址，亦发现了在房屋门楼悬挂人牲人头的习俗。而在晚商殷墟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人头刻辞，一般是用征伐俘获的敌方的酋长当做人牲斩首祭祀祖先后，再在其头盖骨上刻下的记事文字，作为战胜的纪念品。据统计，目前约有十五片商代人头骨刻辞，其中两片（《合集》38758）、（《合集》38759）分别刻的是：“夷方伯……祖乙伐。”和“方伯用。”这些材料，都是研究古代猎首风俗的最早资料。
另外，在殷墟遗址还发现了很多“地镇祭”，大司空村殷人住宅遗址，几乎每座房屋下面都使用幼儿奠基：体型较小的装在陶罐里，稍大的直接放在坑中，身上覆盖陶片，然后在上面夯土地基；目前考古人员在该区发掘的14座建筑中已发现童牲64具。而殷王宫殿区最隆重的祭祀大典，甚至将整支的军队献祭，以避免宗庙祖灵遭受恶灵或蛊毒的侵犯（注2）。
除了奠基杀祭，更多的是每年祭祖的常规杀牲。到目前为止，考古人员已在殷墟宫殿区与王陵区发现了两千多座祭祀坑，有些祭祀坑旁还设有祭台，用来屠杀、分割人和畜牲，摆放祭品（注3）。另外，在一个被为是殷商王室大学（卜辞称“右学”）的“凹”字型建筑庭院内的祭祀坑中，考古人员还发现很多人牲带箭的情况，李硕认为，这些人牲应是大学生们练箭和搏杀的陪练，所以箭簇是骨制的，且没有倒锋，容易拔出来重复使用。等练完了，就杀了祭神，一点儿都不浪费。
在老牛坡殷商文化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祭祀坑（H8）中有很多零碎的人骨，且和其他家畜骨骼混在一起，应该是吃完后被遗弃的特征。另外在殷墟大司空村遗址也发现了埋有成人零碎肋骨的垃圾灰坑（H431）。李硕推测，或许这些地方附近的殷商贵族有吃人肉的习惯。毕竟分食祭肉“以均神惠”是先秦贵族的重要风俗，只不过周人吃牲畜，而殷人吃牲人罢了。
事实上，鼎鼎大名的商纣王也是喜欢吃人的。殷末青铜器“作册般甗”铭文曰：“王宜人方無敄。咸。王商作册般贝，”意思是说，一位叫“無敄”的夷人首领成了商朝俘虏，被纣王“宜”和“咸”了。宜，与俎同字，放肉的，切肉的，剁肉的器物。其甲骨字形像案板上放着切碎的肉，即剁成肉酱。“咸”甲骨字形像钺和一张嘴，表示剁肉吃。也就是说，纣王把夷人首领剁酱吃了。此外，史书中还有纣王杀戮王朝重臣并做成食物让人吃掉的行为，所谓“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而传说中商纣王发明的“炮烙之刑”，亦不过是殷王早已有之的杀祭方式，称“燎”祭或“燔”祭（注4）。
另据《礼记·郊特性》：“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殷人尚声”，意思说殷人祭祀最重视声音。金文的“殷”字，便作一手拿着棒槌，敲打钟鼓一类的乐器状。故《说文》对“殷”字的解释是“作乐之盛”（注5）。阕，止也。“乐三阕”，就是奏乐三编，止，乃迎牲入杀之。“声音之号”，便是在杀祭之前，要让献祭的人牲（或畜牲）大声嚎叫，以向天地鬼神报告祭品强壮、合格。
所以，我们在很多殷墟祭祀坑中，发现了奇怪的尸骨，说明很多人牲在死之前可能经历过蓄意地虐杀。如M64的人牲被砍下头盖骨扔进祭祀坑时就可能没死，因为其他被砍头的尸骨都是直身，而他呈侧卧欠身挣扎姿态，头盖骨就在自己的胸前。不管是用刀或钺，能如此整齐、完整地砍下人的头盖骨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又有两种可能：一，献祭者是用锯子开颅的；二，操作者已经熟能生巧，可以顺利地砍下完整无缺的头盖骨。
另外，殷墟大司空村聚落的H278祭祀坑，也保留着虐杀的现场。坑中埋有一具成年男性尸骨，怀中紧抱一具幼儿尸骨。成年男性被从腰部砍断，下半身和上半身并排放置，大腿和小腿被紧密折叠在一起，脚跟紧贴骨盆；上半身只剩头部和残缺的两臂，颈椎、肋骨和一只手被砍掉，但他仍用残余的胳膊紧抱幼儿。幼儿的小腿和小臂也都被砍掉。显然，在面临杀戮时这名男子不愿交出幼儿，杀祭者也不愿立刻杀死他们，而是逐次砍掉他们的腿脚，更对这名成年男性实施了剔剥肢解。还有祭祀坑H310，这座坑的坑壁陡直规整，里面埋有一具被砍掉两条小腿的尸骨，趴在坑壁上——很可能他被扔到坑内的时候还没有死，甚至试图爬出去，直到以这种姿势被活埋。
由此可见，献祭者与围观的殷人民众，就是想要欣赏人牲被砍掉头盖骨之后的挣扎、哀嚎或咒骂，由此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这种心态，跟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注6）。所以殷人还在通往殷墟王宫区的主干道旁，建设了一大片献祭场，他们在这里公然杀祭、屠剥人牲和牲畜，估计也是要让路人都参与到这场盛大的祭神表演之中，而让各种欢呼、鼓掌、奏乐、哀嚎、惨叫、怒吼之声充盈，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注1：参阅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注2：在断定是一座殷人宗庙的建筑物下面（殷墟乙七基址），竟整整齐齐地埋着一个以车队为中心的军团，从指挥员到士兵，一共八百五十人。看似士兵的许多人都没有脑袋，他们应该是在坑中当场被斩首作祭，其鲜血渗透到泥土里，痕迹还能辨认得出来，大概刀斧手技术不佳，有的骨架还留着下巴。有脑袋的则应是军官，因其头盔上装饰有铜铃或贝壳。
注3：甲骨卜辞中记录了人牲的多种死法。比如“肔祭”，这是一种剖腹取肠、剁开肢体的祭祀。如“卯”祭，这是将人对半剖开，悬挂屠宰的祭祀。还有“岁”祭，甲骨字形是用斧钺剁开肉块，也是一种肢解献祭；考古人员在一些被肢解的人骨上还发现了刀痕，似经历过剥皮剔骨等操作。以上所有这些操作，都是需要这样一个操作台的。
注4：其实新石器遗址就经常发现祭坛、炭灰与烧过的骨头，人类古文明也多大都有烧烤献祭的记载，如《圣经·旧约》。
《春秋大变局》节选（17）主笔：朱晖（闲乐生）宋襄公与齐桓公的称霸举措都是盟会，但路线稍有不同。齐国国力雄厚经济发达，可以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行尊王攘夷之道称霸天下。宋国地处中原东南，为抗击南蛮与东夷之第一线，加以国力稍逊，所以只能行外交之手段，寄望以祖先威德与仁义来感服蛮夷。这当然有些不切实际，但已是宋襄公称霸的最好办法了。
于是在宋襄公十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广邀曹、腾、邾、鄫等东方小国会盟于曹国南鄙，共谋仁服东夷之策，却没想到各国都非常不卖面子，不来的不来，迟到的迟到，宋襄公出离了愤怒。
首先是身为盟会举办地的曹共公，竟不肯致饩（即为盟会提供饮食），毫无地主之礼，这可把宋襄公气坏了。曹国虽然是周文王六子、周武王仪仗队队长叔振铎的封国，根正苗红，但爵位只是伯爵，领土很小，常年跟着齐桓公与宋襄公混，之前还屁颠屁颠地跟着宋国去平定齐国之乱，可以说是宋国的头号小弟，现在居然敢如此无礼，宋襄公为此勃然大怒，但鉴于盟会尚未结束，所以暂未发作。
好，我忍！
宋襄公口念“仁义”二字真经，强忍心中怒气，想等开完了会再说，却没想会期已至，诸侯中却只来了一个小小的邾国国君邾文公（子爵），其他诸侯一个没到。邾国在今山东邹县东南，乃颛顼之后的一个东夷小部落，西周初年加入华夏，成为鲁国的附庸，齐桓公称霸后，邾国国君为齐桓公的霸业四处奔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齐桓公大发慈悲，奏请周天子封他为子爵，这才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样一个小人物，实在撑不起场面，宋襄公无奈，只好拖延会期。
好，我等！
一直等到该年三月，滕国（今山东滕县东南）国君滕宣公才姗姗来迟，带着满脸歉意的笑容，正要上前打招呼，宋襄公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命令：迟到了还好意思笑，来人，给我绑了！
宋襄公真的忍不了了，这滕国虽然是侯爵，但始封之君叔绣只是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卜正，国小力弱，如今还敢迟到，不给点颜色看看是不行啊！
宋襄公不忍了，但是还得等下去，因为此次盟会的主角鄫国国君还没来，淮夷屡次进犯鄫国，襄公所以才召集诸侯欲求解决之道，鄫子（也是子爵）不来怎么成？
鄫国也是一个小国，但历史悠久，是夏少康之幼子曲烈的封国，历夏、商、周三朝，存世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不应该这么不懂事吧。
但宋襄公等啊等啊，一直从三月份等到六月份，等的春去夏来百花残，鄫子依然不见踪影。
不等了！再等下去都橘子红了，宋襄公的耐心已丧失殆尽，只得先行与曹共公、邾文公歃血为盟，将曹南之会草草收场。
此次曹南之会，比齐桓公的首次北杏之会还要失败，失败中的失败。
一直等到六月二十一日，鄫国代表团这才慢悠悠地走到曹国南边儿的邾国，此时曹南之会早已结束，鄫子为表弥补，于是要求单独与邾文公会盟。宋襄公却命令邾文公把鄫子给绑了（注1），送到睢水（古代名川，位于宋都之东南）河畔的“次睢之社”（注2）里“用之”，也就是拿他祭神了（注3），而以此仁义之举，来感服东夷。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弄不懂了。啥，杀一国之君以祭神，宋襄公还认为这是仁义之举？如此“仁义”真是千古未见。
我们不了解宋襄公的杀人动机，更不了解宋襄公奇怪的“仁义观”，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太过久远，千年隔阂，观念当然天差地别。
宋襄公只是一个活在过去活在梦中的老古董，却不是一个变态狂魔，这世上所有号称仁义的历史罪人都有其冠冕堂皇的犯罪动机，宋襄公也不例外——因为人祭，就是殷商的“仁义”，人祭越虔诚，商王之德越昭彰，这种宗教的狂热，无法用理性解释之。
其实人祭人殉，在世界各地的蒙昧时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古希腊与迦太基都有发现。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006年梅尔·吉布森的《启示》，就是一部关于美洲玛雅、阿兹特克文明人祭题材的电影，其再现的恐怖情景令每位观众都震撼不已。
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夏代，各地也都有零散的人祭现象。如山西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都）与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都）的宫殿区都发现有人牲奠基坑。在陶寺宫殿遗址的8号坑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具看得人背脊发凉的骸骨。这是一位大概35岁女性的尸骨，她双腿叉开，下体被插入了一根比她腿骨还粗的牛角，并且牛角已经深深地嵌入盆骨，穿透了她的腹部，在这种剧烈的疼痛下，她不停地抽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下颌骨的位置看得出死前她在张嘴惨叫，面部狰狞，整个身体弯曲得很畸形，则可知其受虐之疼痛，挣扎之疯狂。此后，她的身体被人抛入坑中，她的颈椎在下落的时候被折断（或被人有意折断），才终止了这种生不如死的疼痛。考古人员在这个土坑中还发现了许多其他人骨，其中大部分是头骨，上有劈砍的痕迹，此外还有一些头骨制成的器具，上面隐隐约约透露出了一些神秘的花纹。人骨周围，又有许多猪、狗等动物的骨骼，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这里的人不是因为战乱而死，而是因为神秘的宗教与人祭。
在与陶寺遗址大概同时期的邯郸涧沟龙山晚期遗址，人们在两个半地穴式窝棚内，发现了6具留有斧砍刀剥痕迹的人头盖骨，推测是被踩在地上用钝斧劈砍，挣扎着砍下头颅或用小刀剥割头皮的，由于刀锋不利，割痕有来回错动的痕迹。窝棚外还见有两种丛葬坑。一种是圆坑，内有大小男女人骨架10付。一种是水井，内有5层人骨架，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痛苦挣扎，或身首分离。这些人是被杀，或活埋，或溺水而死的。由此推测，涧沟遗址很可能也是一处杀戮祭祀的遗址。
但这些零星的人祭现象，跟商朝的大规模人祭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殷人尚鬼神，尚到一种非常离谱的地步，而随着神权政治的加强，殷人祭祀用牲，也开始愈演愈烈，他们不仅用活牲献祭，而且大量使用活人献祭（注4），甚至开始用贵族献祭。在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商人聚居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三层祭祀圆坑H10，李硕认为它大概与一位殷商贵族戍嗣子有关。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机缘巧合被商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但在服侍王的过程中却又因为某些原因触怒了纣王，从而导致整个家族被献祭（共发现三层尸骨，总共73具）。
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可能有以儆效尤的考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包括货贝、玉饰以及一些青铜器），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当时贵族有朱砂葬俗），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人身首分离，尸身被献祭和烹煮分食，尤其婴儿和幼儿。只有祭祀坑最上层15具尸骨，包括最后被杀的戍嗣子本人，被留了个全尸（大体来说，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留到后面处死），而他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图：戍嗣子鼎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处死九侯（亦称鬼侯，即春秋时隗姓狄人的祖先鬼方之君）、鄂侯（与周文王和九侯曾共称殷商三公）、比干等多名贵族大臣，《尚书·泰誓》更记载，纣王曾“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注5）”，“斮（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进一步指出这些显贵恐怕就是商王祭神的高级祭品，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而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综上可知，宋襄公作为殷商王族后裔，恢复先祖作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鄫国从商汤时期就是殷商的附属国，国内也留有人祭的遗俗，宋襄公觉得自己有资格送鄫子去见祖先。而且，东夷诸族在西周初年就曾支持商朝遗民叛周，如今宋襄公恢复了商王室的人祭传统，也是为了回顾这段历史渊源，重修殷商遗民与东夷诸族的旧好，同时宣示殷商的旧德与仁义，吸引东夷人归服宋国，支持他的伟大称霸事业嘛！
注1：邾文公对抓捕鄫子这么积极，也不是完全因为宋襄公，也因为两人本来就有仇怨。原来，鲁僖公有一女名季姬，本已许嫁给邾国，她却自己跑到鄫国，鄫子竟然还接受了，这也可算是夺妻之恨。
注2：具体如何祭神，《左传》没说，《公羊传》和《谷梁传》则解释说，“盖叩其鼻以衅社也”，也就是猛击受害者的鼻子部位，然后用他的血的来祭祀社神。至于取血后，受害者的遭遇，三传都没有记载，不过按照常理来判断，这位鄫子作为人牲，应该是很难幸免于难的。
注3：次睢：不详何地。杜注云在睢水边，“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一云在山东临沂县。《续汉书·郡国志》：“临沂有丛亭。”《注》引《博物志》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看来，东夷不仅有杀人祭祀的遗俗，还有食用人牲的恶习。据说直到汉魏时期，这个次睢之社的人祭习俗仍活跃于民间，祭祀者会花钱雇佣穷人充当人牲，祭祀时将其捆绑在神社前做表演，但其实应该没有真杀人，毕竟此时的法律已决不允许这么公然杀人了。《艺文类聚》卷五九引伍辑之《从征记》：“临沂厚丘间，有次雎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絜，祭时缚着社前，如见牺牲，魏初乃止。”
注4：根据1974年胡厚宣据当时已发掘的四万片甲骨刻辞统计（这是当时的数字，今日已发现之卜辞已超过15万片），殷商有关人祭的甲骨多达1350多片，卜辞1990多条，共祭用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入人数，即便以一人计算，至少亦当用14197人（氏著《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李峰对殷墟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则是“至少三万个人”，参见氏著《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92页。
注5：《尚书·泰誓》孔颖达疏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在各商代遗址发现的大量人牲尸骨中，青年女性占一定比例，其中应该会有部分孕妇，但却从未发现有胎儿遗孤，这很可能是在杀祭时被剖腹取出了。作为对比，正常的上古坟墓中常常可以见到死于难产或腹中有胎儿的女性尸骨。
南朝的北伐（29）主笔：朱晖（闲乐生）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北伐南燕，在临朐一战大破鲜卑数万铁骑，南燕国主慕容超仓皇逃窜，他一夜狂奔三十公里，率领败兵逃入燕都广固。晋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第二天就紧随其后攻到了广固城下，瞬间就攻入了外郭城。慕容超急忙命令燕军全部退保内城，来不及退入的燕军都被杀死。这一天是六月十九日。
齐地的中心城市本来在临淄，临淄不仅交通便利，而且土地肥沃，文化昌盛，经济发达，但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临淄已经残破，而且四周平旷，无险可守，并不适合当作战乱时的大本营。所以十六国时期的割据者们重新找了广固作为齐地的都城。此城号称“四周绝涧，岨水深湟”，“有大涧甚广，因以为固”，故取名广固城。只可惜燕军战略纵深太浅（临朐到广固才五六十里），晋军又追的太急，特别是晋军前锋王仲德部，“大小二十余战，每战辄克”，根本没有给燕军在城外据山河之险筑垒阻击晋军的机会。事已至此，慕容氏只能困守于国都内城了。
作为一座新兴的军都，广固城并不大，考古发现其内城只有东西800米，南北600米，面积还不到0.5平方公里，可谓城小而固，易守难攻。刘裕也不知道这座城不好打，于是让晋军在城下四面驻扎，又挖土夯筑长墙，土墙高达三丈，而挖土的同时又形成了长沟三重，足以长期围困广固。
由于慕容超将全国兵力集中到临朐，此时南燕各地已无重兵，刘裕于是传檄而定南燕全境，接管郡县，就地征收军粮，如此也就无需从后方运送粮草了，于是悉停江、淮漕运。这场灭国大战总共也就折腾了东晋百姓七十天，可谓奇迹。
另外，刘裕还在投降者中选拔人才，量材录用，授予官职爵位。鲜卑统治下的汉人纷纷归附晋朝，甚至很多南燕贵族也开始向晋军投诚。就连慕容超的两个心腹，尚书垣遵与京兆太守垣苗也带着族人从广固城中翻墙来投，垣氏兄弟出身略阳垣氏，本是前秦的氐族贵族，后来跟随慕容德创建南燕，如今又投奔了刘裕。刘裕任命他们为参军，给广固城中的南燕大臣们做榜样。
与此同时，城中的慕容超终于从惨败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惹了一个最可怕的对手，为今之计，只有认错悔过，坚守待援，反正说啥也不出来了。于是，慕容超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派尚书郎张纲去名义上的宗主国后秦求援。毕竟，当初慕容超入侵晋朝，源头就在秦主姚兴向南燕索要太乐队之事。何况唇亡齿寒，南燕被灭对后秦羌人一点好处都没有。
第二件事，将之前因与慕容超意见不合而被关进大牢的老将桂林王慕容镇释放，任命他为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向他承认错误，询问对策。
慕容镇的脑袋更为清醒，他认为：“百姓之心，系于一人。陛下既躬率六军，身先奔败，群臣解心，士庶丧气，内外之情，不可复恃。如闻西秦自有内难，恐不暇分兵救人，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天若相我，足以破贼。如其不济，死尚为美，不可闭门坐受围击。”然而，司徒、乐浪王慕容惠认为硬拼就是送死，还是得指望后秦来援比较靠谱，不过张纲才一六品尚书郎，官位太小，人微言轻，应该派尚书令韩范（此乃鲜卑韩氏）入秦求援。韩范早年曾与姚兴一起做过前秦的太子舍人，两人老交情了，他应该可以说得上话的。于是，慕容超又派出韩范组成使团前往后秦求援。然后慕容氏就啥也不干，干等着后秦来帮忙了。
转眼刘裕已围城了十几天，来到七月，建康朝廷送来任命诏书，鉴于南燕全境已然收复，加拜刘裕为北青、冀二州刺史，这样一来，刘裕已是扬、徐、北青、北冀四州刺史了。这期间，刘裕派人砍伐树木，加紧制作攻城器械，城楼上的守城燕军看到这一幕，忍不住讽刺高喊道：“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原来此时正出使后秦的南燕尚书郎张纲还是个技术性人才，不仅文笔好，而且以擅长工程、制作器械闻名。
嘚瑟的守城燕军没有想到，张纲从长安求援回来，刚进入南燕的泰山郡境内，就被投降晋朝的南燕泰山太守申宣（出身北方大族魏郡申氏）给抓了送到刘裕军中。张纲表示愿意投降晋军换取性命。刘裕很高兴，随即问他后秦可有派援兵来，张纲回答说秦主姚兴答应派兵救燕，军队随后就到，叫我先回来报信。刘裕哈哈一笑说那你就去给城中人报报信吧！
张纲一愣，啊，您真要我说啊，转头一想突然明白了，与刘裕相视一笑。
张纲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怎么说了。
于是，张纲登上一辆耧车，绕着广固城高呼：“刘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慕容超大怒，命令强弩射之，张纲仓皇逃回晋营。
刘勃勃就是五胡十六国中胡夏的开国之主赫连勃勃，他是四年后（413年）才改姓的，因为他觉得自己祖先跟刘姓太没面子了，所以改姓赫连，以“云赫连天”，寓意自己是天的儿子，是天地相连的枢纽。所以史书上一般称他为赫连勃勃。这人跟汉武帝一样是个取名小能手，比如造了一批百炼钢刀，就取名为“大夏龙雀”，并在刀背刻上了相当霸气的铭文：“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如风靡草，威服九区！”还有他后来的都城“统万城”意思是“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其四座城门则分别叫招魏、服凉、朝宋、平朔，瞧这意思还是不把天下大国放在眼里，真是野心勃勃啊！
野心勃勃的赫连勃勃，此时刚率领铁弗部匈奴人（父为匈奴、母为鲜卑的部族）在河套平原叛秦自立，建立了一个名为大夏（注1）的极端军国主义政权，匈奴人又称胡人，故这个政权史称“胡夏”。这年四月，赫连勃勃刚率领骑兵二万人进攻后秦，抢掠了平凉地区杂胡七千多户。姚兴遂决定亲征胡夏，在这个当口，后秦确实不大可能发重兵来救援南燕，他此前答应张纲的很可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目的让鲜卑慕容帮自己多撑一点时间而已。刘裕现在只不过让张纲说出真相让他们清醒一点而已。
果然，城中听了这话，莫不大惊失色。刘裕又让张纲带着工匠就在城下“大治攻具”，搞得满城军民人心惶惶。而晋朝后方每次有使臣和援军开到，刘裕都连夜派部队前往迎接，然后第二天早上一起张旗鸣鼓进入军营。再加上河北民众听说王师北上，也纷纷前来投奔，史称荷戈负粮而来者，日以千数。
看到这种情况，慕容超彻底丧失了斗志，派人向刘裕请降求和，提出向晋朝称臣，并割大岘山以南之地归晋，再交出一千匹战马，双方罢兵。刘裕心说你想得倒美，乃断然拒绝，围城更急。于是更多的广固军民偷偷翻出城墙前来投降，只有鲜卑人特别是慕容氏的贵族仍然非常顽固的死守在城内，因为尚书令韩范率领的第二批南燕使团还在后秦，万一他们成功了呢？
就这样，一直围到这年九月，一个来自后秦的使团突然来到晋军军营，给刘裕呈上了秦主姚兴的一封吹牛恐吓信：“慕容氏相与邻好，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
吓我？搞笑了，你当我刘裕是吓大的啊，我可从来都是吓别人长大的！
于是，刘裕也不回信，直接将秦使叫到跟前，说：“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你们想要提前送死，那就快来吧！
这么霸气的话，确实也不需要回信，秦使只得灰溜溜的走了。刘裕的心腹谋主刘穆之听说有后秦使者，连忙赶来，发现啥也结束了，不由跳脚道：“常日事无大小，必赐预谋，此宜善详（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再回话），去何遽尔答之！此语不足以威敌，适足以怒之。若广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审何以待之？”
刘裕笑了，看来刘穆之还是擅长行政、后勤与组织工作，对于军事谋略方面还有所欠缺啊，于是道：“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相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赴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逆设此言！是自张大之辞也。晋师不出，为日久矣。羌见伐齐，始将内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还铁骑十万，真当我刘裕是吓大的么！
刘裕猜得果然没错。其实韩范到长安之后，一开始确实请到了援兵，姚兴派了步、骑兵一万人，随韩范先赴洛阳，去会和那里的驻军，然后一起东下救援南燕。但九月份姚兴跑去亲征胡夏，结果大败而归，关中处于匈奴人威胁之下。姚兴只得派使者追赶救援南燕的秦军，命他们即刻返回长安。刘裕、张纲编的谎话竟然变成了预言。但姚兴不甘心让刘裕占了便宜，所以也派使者来诈刘裕一次，没想到被刘裕给识破了。
韩范本来跟着秦军都快到洛阳了，结果出了这档子事，韩范不由仰天长叹：“天灭燕矣！”而韩范手下的一位尚书张俊看到南燕这艘船马上要沉了，于是偷偷溜出使团来到晋军投降，并向刘裕献策说：“燕人所恃者，谓韩范必能致秦师也，今得（韩）范以示之，燕必降矣。”此时刘裕已经围困了广固三个多月，真是感觉有点烦了，于是开出颇高的价码，给韩范发了一封招降信，说已上表朝廷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这可是晋朝门下省的三品高官，且位次比韩范此时在南燕担任的同品尚书令还要靠前，在江左门阀圈子里，更是王、谢一流高门都趋之若鹜的清要职位。韩范的副使长水校尉王蒲劝他投奔后秦，等日后再立申包胥之功（春秋时伍子胥率吴军灭楚，楚臣申包胥后引秦兵复楚）。韩范却苦笑道：“刘裕起布衣，灭桓玄，复晋室；今兴师伐燕，所向崩溃，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则秦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受亡国之）辱。”结果最终韩范还是投降了刘裕。刘裕就带着韩范乘车沿着城墙默默地转了一圈，城上燕军惊恐地看着这一幕，他们明白，不会再有援军了。
消息传到城中，有人劝慕容超立刻杀了韩范满门，以儆效尤，但慕容超鉴于韩氏乃鲜卑大族，在南燕禁军中颇有势力，最后没敢动手。但对其他小人物慕容超就没那么客气了，掌管天文的南燕灵台令张光以星象不利，劝慕容超出降，慕容超怒不可遏，亲手挥刀砍死了他。
注1：赫连勃勃认为其铁弗部匈奴人乃夏朝夏后氏后裔，他还在夏都统万城城南刻石立碑云“我皇祖大禹”（《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族群意识中最重要的祖源认同，就这样以华夏敌国的政治文化为媒介而构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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